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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盗窃团伙”,二战末美军对德国航空航天技术和人才的搜刮

2023-02-18 责任编辑:未填 浏览数:123 科学技术网

  

  韦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与一枚“土星5号”(Saturn Ⅴ)运载火箭

  韦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与一枚“土星5号”(Saturn Ⅴ)运载火箭的合影,照片摄于1969年,地点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Kennedy Space Center)。美国人是在冯?布劳恩的帮助下才研制成功“土星5号”的。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地区结束后,冯?布劳恩带领着众多德国科学家向美国军队——而不是苏联军队——投降

  “二战在欧洲结束时,同盟国各国都派出小组竞相掳获和发掘德意志第三帝国那些最聪慧的头脑。”

  背景概述

  在1945年的5月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地区还没有熄灭之前,在德国和奥地利边境的哨位上执勤的来自威斯康辛州希博伊根(Sheboygan)的列兵弗莱德?西涅科特(Fred Schneikert)发现一位年轻的德国人正骑着一辆自行车向他驶来。这位年轻的德国人告诉西涅科特说,他的哥哥是纳粹德国V-2导弹的发明者,现在想要向美军投降。

  西涅科特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在胡扯,他告诉这个德国年轻人不要瞎说,不过他还是把这位名叫马格努斯?冯?布劳恩(Magnus von Braun)的德国人羁押了起来,并对他说美国人会对这一切进行调查。

  

  德国V2火箭之父冯·布劳恩博士

  德国V2火箭之父冯·布劳恩博士,很多人把他当做英雄,也有不少人指责他是纳粹的帮凶

  到了第二天早上,西涅科特所在的反坦克连已经“收容”了数位来自德国佩内明德(Peenemünde)火箭基地的工程师——他们都在试图越过邻近奥地利的德国边境地区。

  他们的领头人物是韦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冯?布劳恩确实是V-2导弹的设计者,他现在希望被美国人俘虏,而不是被苏俄红军俘虏。

  

  美军轰炸机在空中拍到正以4马赫冲向目标的V2

  在战争结束时,美国人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四处奔走,意在搜集纳粹德国努力用于战争的科学财富,这种行为在今天也许可以称作是一种“预先扣押”(preoffset)——从Me 262喷气式战斗机的装配钻机到来自佩内明德基地的弹道导弹数据,再到那些科学家本身,这些巨大的飞跃开启了美国空军在战后年代的技术优势。

  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总司令亨利?H?“哈普”?阿诺德(Henry H.“Hap” Arnold)就已经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德国技术。

  

  “美国空军之父”阿诺德将军

  时任陆军航空队司令的“美国空军之父”阿诺德将军在结业典礼上检阅女飞行学员

  阿诺德成立了“航空技术情报小组”(Air Technical Intelligence teams),小组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监测敌方的技术进展。阿诺德将军的顾问西奥多?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一俟战争结束就组建了一个由众多渴望对德国的先进科技加以发掘利用的科学家组成的智囊团。在1944年底,“航空技术情报小组”开始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赖特空军基地(Wright Field)开列由他们最想要的德国飞机组成的“黑名单”。

  传记作家狄克?A?达苏(Dik A. Daso)在《空天力量杂志》(Air & Space Power Journal)中这样写道,阿诺德将军“意识到美国及其盟国绝对称不上是在领导着世界军事航空的发展”。在二战开始前,面对发动机和飞机科研活动的快速创新,美国在设计方面已经滞后了,美国工厂仅仅在产量上才能彻底压倒轴心国。虽然美国在几个关键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例如加密和雷达,但在其他领域美国却是落后的,甚至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也是如此。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喷气式战斗机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才投入使用。

  最令人震惊的是,没有一个胜利的同盟国可以在火箭研发团队方面与纳粹德国相匹敌,德国人的V-2导弹已经对伦敦和低地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慑。在打击固定目标时,这款导弹的速度和突防能力使其具有巨大的破坏力。

  

  V2飞弹造价比较高,大约12万马克,换句话说,德国发射的3000多枚V2飞弹仅仅制造费用就花费了4亿5000万马克,这个代价偏高

  时任盟军最高统帅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推测说,如果德国人在六个月前就研制完成V-2导弹的话,那么作为诺曼底登陆集结地域的朴茨茅斯(Portsmouth)和南安普敦(Southampton)将被列入德国人的打击目标,代号“霸王行动”(Operation Overlord)的诺曼底登陆“也许早就一笔勾销了”,艾森豪威尔在他1948年的战争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身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给艾森豪威尔下达的命令是“保存并搜集在你控制之下的与德国军事研究组织有关的记录、计划、书籍、文件、文献、函件,以及科学、工业和其他情报及数据,并保护它们免遭破坏。”

  欧洲战区空中力量指挥官卡尔?安德鲁?“图伊”?斯帕茨将军(Gen. Carl A. “Tooey” Spaatz)命令所有“不承担关键作战职责”的人都要帮助搜寻能够“在进行对日战争的过程中提供物质援助”的“技术和科学情报”。

  首个用来发掘利用德国技术的总体方案的名字是“遮盖计划”(Operation Overcast),在这项庞大的计划下,美国陆军航空队(AAF)自身的分计划称为“‘精力充沛’行动”(Operation Lusty),该行动的代号“精力充沛”(Lusty)是“纳粹德国空军科学技术”(Luftwaffe Scientific Technology)这几个词的缩写。

  “精力充沛”行动始于1945年4月22日,这时美军的战时技术情报小组与新成立的“科技搜集开发部”合并到了一起。该倡议将得到了时任陆军部副部长空中力量助理的罗伯特?A?洛维特(Robert A. Lovett)以及阿诺德将军、斯帕茨将军和其他人士的高度支持——在“其他人士”中,就包括柯蒂斯?E?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他将在战争结束后的一年间担负起领导研究和开发工作的职责。

  

  柯蒂斯?E?李梅将军

  最想要的

  接到了斯帕茨将军的命令后,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相关小组立即动身奔赴前线,在广阔的战线上跟在大部队的后面推进,意在“锁定”位列那份“黑名单”上的飞机。在他们当中,有些人开着吉普车,同时另外一些人则直接搭乘着运输机飞到了那些半荒废的德国机场中。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补给和支援,就直接在纳粹德国空军的营房里风餐露宿。当深入巴伐利亚地区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开始钓鱼或进行狩猎射击以便为自己提供膳食。

  哈罗德?E?沃森上校(Col. Harold E. Watson)领导了“精力充沛”行动中负责“抄底”德国空军飞机的那部分。沃森上校把他的手下分成了两组,一组用来搜集螺旋桨式飞机,另一组用来搜集喷气式飞机。这两组队员都被冠以了“沃森盗窃团伙”的绰号(Watson’s Whizzers,译者注:“Whizzer”一词在美国俚语中有“扒手”的意思)。

  在“精力充沛”行动中,美国人最想得到的飞机是后掠翼的梅塞施密特Me 262“飞燕”(Swallow)喷气式战斗机。盟军飞行员报告说,这款飞机在战斗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在一次军事频道的采访中,一位被征调参加“精力充沛”行动的P-47战斗机飞行员鲍勃?斯托贝尔(Bob Strobell)说,在临近战争结束时,“我们却还连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都没有。我们需要他们所拥有的(喷气式战斗机),并尽可能快地把这些飞机运回美国。”

  

  外观充满动感、便于维护的Me 262战斗机

  外观充满动感、便于维护的Me 262战斗机在“美国人希望找到的德国飞机”的名单上位列第一。美国人的搜索小组兵分两路,一队围绕着螺旋桨动力的飞机打转,另一队则专盯着喷气式飞机

  斯托贝尔负责位于勒希菲尔德(Lechfeld)空军基地的Me 262“飞燕”战斗机。约30架处于不同维修状态的“飞燕”分散在勒希菲尔德基地四周。斯托贝尔招募了飞行员和地勤组长,但最终还是依靠德方人员才让这些喷气机飞了起来,并做好了将其运送到法国瑟堡(Cherbourg)的准备。令斯托贝尔感到惊讶的是,德国人对他们非常配合。“很显然,他们为他们所拥有的这款飞机而感到非常骄傲,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喜欢它”,斯托贝尔这样回忆道。

  机身流畅光滑的Me 262已经完全进入了实用化状态,该机易于维护的特性令人印象深刻。斯托贝尔说道:“我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你可以在30分钟内更换梅塞施密特Me 262战斗机的一台喷气式发动机”。其他的创新包括前缘缝翼,该装置意在提高飞机在较低速度下的性能。

  

  Me 262内翼段前缘的缝翼

  通过不断地试验、纠错,斯托贝尔领导的小组摸索出了如何驾驶Me 262战斗机,并通过航空渡运(译者注:所谓“渡运”是指把飞机飞至交付使用的地点)的方式把这些飞机飞到了瑟堡。在瑟堡,这些飞机被装上了一艘航空母舰,然后被运回了美国本土。

  “精力充沛”行动最终搜集到了9132件单独的物件。在这些物件中,大部分美国人在之前就已经知道了,但其他的则堪称是一场“意外的惊喜”。在1945年4月中旬,美军第1步兵师碰巧来到了一处位于不伦瑞克(Braunschweig)附近的设施,结果发现这是赫尔曼?戈林的航空实验室,该实验室拥有当时世界上已建成的最先进的风洞设施。这座实验室掩映在一片正处在生长期的森林之中,建筑物的房顶上点缀着一个个鹳雀的鸟巢。

  德国人简单地将该地区称为“V?lkenrode”。“同盟国方面在此之前从未听说过它”,记者安妮?雅各布森(Annie Jacobsen)在她的《回形针行动:将纳粹科学家带到美国的秘密情报计划》(Operation Paperclip:The Secret Intelligence Program That Brought Nazi Scientists to America)一书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美军在“精力充沛”行动中搜集到的“战利品”被运到了俄亥俄州代顿(Dayton)市。位于该市的赖特空军基地成了从纽约港用火车送达的装在板条箱中的飞机和装满文件的箱子的中心转运枢纽。有超过16200件独立的物品被运到了这里。新来到的德国人的一项早期任务是整理文件,并将其整理成一个技术图书馆。

  阿诺德将军下令,对在战争期间敌人飞过的各种类型的飞机,陆军航空队至少要保留一架。于是,大量的零部件和飞机开始先是运往印第安纳州,然后转场运往位于亚利桑那州的戴维斯-蒙山空军基地(Davis-Monthan Field)。最终,数架在“精力充沛”行动中获得的飞机在结束了其使命后被永久性地安置在博物馆中作为展品展出——在美国空军博物馆和史密森尼(Smithsonian)博物馆。

  

  一架美国人俘获的“箭”。Do 335 A-1(VG+ PH)正在马里兰州美国海军帕塔克森特河测试中心试飞。该机的后螺旋桨可以被炸掉,以便飞行员安全跳伞,避免被切成碎片

  

  美英联军开进挪威后,Ar 234成为盟军的高优先级目标。由于挪威属于英国占领区,英军有处置Ar 234的决定权。6月美国向英国索要在索拉的3-4架Ar 234,沃森上校带着两名美国飞行员和一名叫鲍尔的德国飞行员来到挪威回收飞机。最后他们挑选了3架Ar 234,并驾机飞越德国抵达法国。三架Ar 234最后被运到美国进行测试。照片中是阿拉多Ar 234B-2 140311

  更复杂的是如何处理技术背后的人的问题。最初,胜利的盟军飞行员一心想着要回收搜集飞机和文件。尽管如此,“精力充沛”行动的实地考察还得依赖德国人的帮助。显而易见的是,这次行动很快变成了一场针对梅塞施密特试飞员、纳粹德国空军机械师和航空工程专家的招聘活动——特别是航空工程专家,他们来自德国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可以大大加强美国人对德国技术开发利用的程度。

  退役上校沃尔夫冈?W?E?塞缪尔(Wolfgang W. E. Samuel)在《美国入侵者:搜寻纳粹德国空军秘密的比赛》(American Raiders: The Race To Capture the Luftwaffe’s Secrets)一书中这样写道 :“要想弥补美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那些设计和制造了喷气式飞机、导弹和风洞的人”。

  

  图中这架Me 262的机鼻被画上“尖叫的家伙”绰号,被分配给美国海军试飞分部,用来研究喷气式飞机上舰的可行性。该机于1947年1月退役封存,1957年进入美国空军博物馆展示

  在这项意在发展自身空中力量的行动中,背后的“主谋”是休?J?克纳尔少将(Maj. Gen. Hugh J. Knerr)和乔治?C?麦克唐纳准将(Brig. Gen. George C. McDonald)。克纳尔少将曾是一名充满闯劲的B-10轰炸机的飞行员,也是比利?米切尔的学生。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退役,但在战争爆发后重新服役,并在1944年担任了驻欧美军战略空中力量的副总司令。正是在担任这一职务时,他劝说他的上级斯帕茨将军注意保护那些德国的科研活动所在地。克纳尔少将在1945年春接管了航空技术勤务司令部(Air Technical Service Command)的指挥大权,这使得他在开展“精力充沛”行动的各方面工作时拥有了巨大的权威。

  麦克唐纳准将也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飞行员,他曾在1924年创下了一项世界水上飞机比赛的速度纪录,他在二战期间担任驻欧美军战略空中力量的情报主管。麦克唐纳将军后来成了美国空军参谋长的首席情报助理。克纳尔少将和麦克唐纳准将共同努力建立起了将缴获的纳粹德国空军的一切带回美国本土的组织工作体系——此举将一场原本针对德国飞机和文件的搜集活动变成了一场极其敏感的招募行动。

  在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克纳尔少将和麦克唐纳准将任命的行动负责人是唐纳德?L?普特上校(Col. Donald L. Putt),普特上校是一位拥有电气学和航空工程双学位的飞行员,他刚刚完成了一项绝密的任务——对一架B-29轰炸机进行改装以便让其携带原子弹。普特上校现在被委托创建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希望带回美国的德国科学家的清单,这份名单的制订基于“航空技术情报小组”的报告和在欧洲所做的联络工作。

  普特上校的第一份名单上只列了五个名字:欧内斯特?施密特(Ernest Schmidt),他是位发动机研发专家;阿道夫?布斯曼(Adolf Busemann),他是位压缩性和超音速飞行专家,同时也是“V?lkenrode”航空实验室的科学主管;西奥多?W?佐贝尔(Theodor W. Zobel),他是位空气动力学专家,他能够对机翼和涡轮叶片周围的气流情况进行拍摄;奥托?卢茨(Otto Lutz),他是位工兵军官;最后是沃尔夫冈?诺基拉特(Wolfgang Noggerath),他研发出了火箭燃料和氮氧化物的加注工艺。

  普特上校报告说:“在许多领域,德国人都要领先于我们……差距从2年到15年不等。”正如塞缪尔上校总结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克纳尔少将的功劳,正是他向斯帕茨将军请愿称要“在已建好的德国技术设施和人员被销毁或解散之前对其加以充分的利用”。

  

  1945年,巴黎奥利机场上一架正在更换机翼外侧发动机的容克Ju 290四发运输/巡逻轰炸机,该机已被涂上美军机徽,正正待起飞前往美国。该机的德国空军呼号是PI+PS,美军编号FE3400,并获得了“Alles Kaputt”(一切都结束了)的绰号。哈罗德?沃森上校驾驶这架Ju 290从奥利起飞,途经亚速尔群岛于1945年7月28日抵达美国。这架被俘获的飞机频繁出现在弗里曼和莱特机场的航展上。1946年在该机在莱特机场报废时,人们在机翼内靠近油箱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德国制造的塑料爆炸装置

  这些技术的价值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原本那个只是打算对德国技术进行快速短期发掘利用的计划最终演变成了一项对德国科学和工业企业进行整体搬迁的活动。克纳尔少将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些德国科技人员在良好的条件下会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最好——所谓“良好的条件”是指他们的家属在他们的身边。 克纳尔少将在写给斯帕茨将军的一封信中这样总结道:“在国家安全面前,我们丝毫用不着顾及‘骄傲’和‘脸面’的问题”(译者注: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军应该放下“胜利者”的骄傲身段而向战败的德国人学习)。此外,他们也不希望这些科学家最终落在俄国人手中——同样的,他们也不希望这些科学家最终落在英国人手中,甚至都不希望这些科学家落在美国海军的手中。

  随着普特上校所列的名单越来越长,他也开始把这些德国科学家往宾馆中安置。为这些德国科学家签订与美国陆军合作合同的文书工作是相当费力的,美国人在此方面的种种努力被冠以了一个新的名称:“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需要数目庞大的回形针把大量的德国科学家的档案纸张夹持在一起。除其他事项外,美国人还需要证明这些即将到来的专家不是纳粹分子。的确,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不是,但战后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战略情报局(译者注: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是今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些德国专家中个别人的档案记录进行了“粉饰”和“美化”。

  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这些德国专家的到来。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复杂的反应: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1946年向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写信,表示反对这项计划。1947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称这些德国专家的存在是在“侮辱”那些为这场战争而浴血奋战的人。

  克纳尔少将、沃森上校、普特上校和在赖特空军基地的其他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德国专家与政府研究机构和私营企业融合在一起。如何利用他们独特的知识需要巧妙的管理——巧妙的管理可以将德国人与项目结合在一起,使他们作出真正的贡献。

  

  印第安纳州弗里曼陆军机场的大门标志是福克-沃尔夫Fw 190的左翼。该基地作为飞行员训练机场成立于1942年,战争结束后,许多俘获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飞机在该基地进行了评估测试,甚至是公开展示。1946年基地被关闭

  例如,鲁道夫?赫尔曼(Rudolph Hermann)曾协助冯?布劳恩(von Braun)的团队建造过一个超音速风洞——超音速风洞在导弹弹翼的设计中是一项关键的实验设备,后来又成了喷气式飞机设计中的一项关键实验设备。赫尔曼先是在代顿市的赖特空军基地工作,然后是在学术界工作,最后进入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

  确认:它起作用了

  与修道院般的冯?布劳恩团队不同,来自德国的航空专家们需要与美国空军的实验室和航天工业相互融合。他们带来了崭新的视角、技术问题解决方案和采用现代设计的信心。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不但推动了美国当时正在进行的项目,而且还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美国工程师们——他们对年轻一代美国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久远。

  这些德国专家自然会遇到一些“阻力”,对美国国务院——还有赖特空军基地的某些工作人员而言,这些德国科学家仍然是“来自敌国的人员”。

  劳埃德?温泽尔(Lloyd Wenzel)这样说道:“我发现美国实验室在使用这些德国科学家时存在相当大的不情愿”。温泽尔是一位P-38战斗机飞行员,执行过70次战斗任务,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德语社区长大。温泽尔的军衔是上尉,他是众多根据斯帕茨将军下达的“扫货”命令而被强行征调入神秘的“回形针行动”的人员中的一个。

  在塞缪尔的书中,温泽尔回忆起了当赖特空军基地的一台风洞发生故障时,人们的态度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位名叫鲁道夫?加特(Rudolph Gothert)的德国风洞专家对这台风洞进行了检查,并很快使其完美地运转了起来。温泽尔这样说:“这的确让我们得以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另一个让美国人迅速获益的方面是确认了后掠翼的有效性。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基地(Langley Field),对后掠翼的研究是一项高度机密的研究项目。根据塞缪尔的说法,正是冯?卡门和阿道夫?布斯曼之间关于后掠翼测试数据的谈话才说服了波音公司的首席空气动力学家乔治?S?谢勒(George S. Schairer)接受了“后掠翼”的观念。

  

  西奥多·冯·卡门,匈牙利裔美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主要从事航空航天力学方面的工作,是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对于二十世纪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尤其是在超声速和高超声速气流表征方面,以及亚声速与超声速航空、航天器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那份有影响力的工程师的名单中,位列榜首的是汉斯?J?P?冯?奥海因(Hans J. P. von Ohain)。1939年,“亨克尔(Heinkel)178”飞机首飞,推动该机的正是冯?奥海因研制的人类历史上首台喷气式发动机。冯?奥海因一直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公职,直到1975年他才以航空推进实验室(Aero Propulsion Laboratory)和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 AFB)首席科学家的身份退休。在他工作期间,冯?奥海因指导了一位名叫保罗?贝维拉夸(Paul Bevilaqua)的年轻人——贝维拉夸进一步发明了罗尔斯?罗伊斯的垂直升力风扇,正是这种风扇才使得今天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的F-35B战斗机成为了可能。

  

  青年时代的汉斯·冯·奥海因

  许多像冯?奥海因一样的德国科学家仍然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公职,与此同时,许多其他人流向了学术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工业界则是一个更好的去处。维尔纳?冯?德?努尔(Werner von der Nuell)是一位增压器专家,美国发动机方面的工作是外包的,所以冯?德?努尔成了首批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业岗位的德国专家之一。

  到1946年春,赖特空军基地开始允许工业界和那些德国科学家之间进行接触。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公司是首家与这些前纳粹德国的科学家进行正式会面的公司。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亚历山大?M?利佩什(Alexander M. Lippisch)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 Field)目睹了奥尔维尔?赖特(Orville Wright)的飞行。1931年,利佩什帮助设计了第一款三角翼飞机,其进一步演变成了令人着迷的无尾飞机。在梅塞施密特公司,利佩什博士是火箭动力的Me 163“彗星”(Komet)战斗机设计团队的成员之一。Me 163“彗星”战斗机在1941年的首飞也是在利佩什博士的协助下完成的。利佩什博士针对三角翼这一理念的相关工作而得到的证据对康维尔(Convair)公司F-92概念机的设计作出了贡献。同样的,受益于此的还有后来问世的(也是更加成功的)F-102“三角剑”、F-106“三角标枪”和B-58“盗贼”。

  

  二战结束后,各国疯狂争抢德国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举动导致大批诸如亚历山大?利佩什这样的德国科学家来到了美国。利佩什曾经为纳粹德国设计过火箭动力的Me 163战斗机。照片中所示的这架Me 163于2015年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Air Force)展出

  利佩什自己为衣阿华州的柯林斯无线电公司(Collins Radio)工作。他在三角翼战机方面的工作是“回形针行动”中的德国科学家如何加速了美国航空科研工作的一个经典案例。思想的融合加速了美国公司和研究实验室的创新。

  

  利佩什博士在三角翼设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的诸多经验被康维尔公司应用到了美国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中(例如F-102)。上图所示的即为F-102战斗机,飞行员们在接到警报后正在快步奔向自己的飞机,照片摄于越南战争期间

  

  利佩什(左)和滑翔机飞行员冈特?格罗恩霍夫(Günter Groenhoff,右)在一起。格罗恩霍夫驾驶的是一架利佩什设计的“斯托奇”5型(Storch Ⅴ)滑翔机,照片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

  “精力充沛”行动的负责人沃森上校在1981年时这样总结道:“所有这一切,当被分析并融入了我们美国自己的项目之后,我们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就被迅速地推进了四年半到五年的时间”。

  在冷战期间,没有什么创新比从V-2导弹向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土星5号”助推火箭的转变更具戏剧性的了。盟军首先清理了位于诺德豪森(Nordhausen)的V-2导弹工厂。就职于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詹姆斯?P?哈米尔少校(Maj. James P. Hamill)这样说道:“我被告知要搬走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不要在工厂中留下明显的被我们‘抢掠’的痕迹”——以上说法取自亨利?C?德特洛夫(Henry C. Dethloff)撰写的一本讲述NASA历史的书。大约有300车厢的货物从欧洲装船运到了位于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Aberdeen Proving Ground),最初一批到达的来自德国的“战利品”包括138种不同类型的导弹设计方案。

  哈米尔还包装了100枚V-2导弹以便将其装船运到美国。硬件和蓝图“只是需要带回本土的一小部分”,塞缪尔这样写道。“更重要的是挖掘创新的科学家的头脑——那些首先提出了这些想法的科学家的头脑。”德国科学家“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战利品’”。

  

  纳粹高官中的布劳恩

  同盟国方面知道他们要找的是哪些人。1945年3月,英国的军情六处(MI6)得到了所谓的列有德国顶尖科学家的“奥森伯格名单”(Osenberg List,译者注:1943年初,纳粹德国开始从战斗中召回了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并令其重新回归科研工作岗位,以加强德国在对苏长期战争中的实力。为此,德国“军事研究协会”的头目、科技工程师沃纳?奥森伯格开列了一张可以恢复科研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名单,即所谓的“奥森伯格名单”)的一份副本。美国陆军军品研究与发展服务处(US Army’s Ordnance Corps)的罗伯特?B?斯特弗少校(Maj. Robert B. Staver)扫描了这份名单,并根据这些德国科学家编制了一份列有自己最需要的名字的名册。韦纳?冯?布劳恩在这份名单上位列榜首。

  但是,冯?布劳恩正在逃亡。他的V-2导弹研制场所被划在了苏联占领区内,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为此,冯?布劳恩指挥着好几辆车把他的研究团队的一部分从他们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研究所转运到了巴伐利亚内陆,在那儿,他们遇见了正在向前推进的美军部队。

  冯?布劳恩有充足的理由逃亡。早在1944年3月,盖世太保就把他关了两个星期,原因是他通过谈论他如何渴望制造用于和平目的的太空火箭而激怒了武装党卫军。他还亲身经历过特尔维克(Mittelwerk)弹药工厂里奴隶劳工的境遇,根据作家玛莎?弗里曼(Marsha Freeman)的说法,布劳恩称其为一种“展示不可描述的苦难的场所”。

  飞向月球

  在布劳恩的兄弟马格努斯与西涅科特交谈过之后,这位美国大兵把事情甩给了第44反坦克连的查尔斯?斯图尔特中尉(Lt. Charles Stewart),斯图尔特中尉最终允许这些德国人通过了美军的防线。

  冯?布劳恩很快就受到了美军的讯问。布劳恩在1945年这样对审讯的美军人员说道:“当火箭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它将有可能抵达其他行星,首先是到月球。”冯?布劳恩还预言说:“倘若把原子能以及正在快速发展的火箭结合在一起,其后果还难以完全预料。”

  

  冯·布劳恩向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讲解土星1号运载火箭,1960年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就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过去后不久,华盛顿方面批准了127名德国人与美国方面签署合同并为美国工作的卷宗。到1945年底,有300名德国专家正处在上述审核批准的过程中。

  德国的火箭专家们一直在期待着移居美国,他们为此等了好几个月。沃尔特?威斯曼(Walter Wiesman)一直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他是在一个史密森尼口述历史(Smithsonian oral history)的节目中回忆起这一切:“我的妻子和我甚至早在1944年就做出了决定,至少在1945年初,如果我们有机会前往美国,那么我们就会去美国。”

  人们毋须对此感到奇怪。塞缪尔回忆道:“欧洲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住在柏林,后来他还写了有关“精力充沛”行动的权威历史著作。

  然而有些人也对此感到震惊。在1995年的一场演讲中,恩斯特?施图林格(Ernst Stuhlinger)发问道:“我们能够希望美国人会接受我们作为同事,并根据我们真正的价值来对待我们吗?尽管所有的战争宣传画都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德意志民族的形象。”

  害怕被抓到美国——然后再被遣返回德国——的恐惧让名单上的许多人打了退堂鼓。当美国方面决定保证在美国定居的那些德国专家的长期就业时,事情才发生了关键的转折。

  由韦纳?冯?布劳恩带领的六人组成的第一支团体在1945年9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首先在波士顿附近的斯特朗堡(Fort Strong)短停,然后前往阿伯丁试验场。在阿伯丁,他们处理了那300车厢的文件材料。然后,冯?布劳恩的团队动身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Fort Bliss)和新墨西哥州的白沙(White Sands)试验场。1950年,布劳恩的团队最后在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Huntsville)安顿了下来。冯?布劳恩继续统领弹道导弹和航天火箭的研制工作。最终,他们都归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麾下。

  还有一个问题:那些缴获的V-2导弹零件呢?1946年,在白沙导弹靶场(White Sands Missile Range)美国人开始了一项代号为“缓冲器”(Bumper)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美国陆军发射了64枚V-2导弹(这些V-2导弹是用缴获的零部件拼装起来的)。为了不被陆军超越,美国海军也在“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发射了一枚V-2导弹。

  

  一枚V-2从“中途岛”号上发射升空

  

  一枚V-2从“中途岛”号上发射升空

  到1953年,544位因“回形针行动”而被遴选出来的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开始在美国本土工作了。最终,他们当中的516名成了美国公民,与他们一道成为美国公民的还有他们的1063位家庭成员。

  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空军已经充分地装备了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而且还在部署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冯?布劳恩在亨茨维尔通过一次火箭发射测试活动而招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来自威斯康辛州,他就是当年与布劳恩有过一面之缘的美国陆军列兵弗莱德?西涅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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